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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21年 只做科普一件事
作者:dede58.com  更新时间:2019-06-20 00:56:55

  82岁的钟琪喜欢自称“80后”,她笑呵呵地介绍,“今年还进来了几个60多岁的‘年轻人’”。

  1997年退休后,钟琪担任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团首任团长,一做就是13年。从团长任上退下后,她仍然推动科普团“幕后台前”的方方面面,并在9月17~19日举行的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上发言。

  她记得科普团创下的一系列耀眼的纪录,“全国1600多个市县我们都走遍了,累计近900万听众,现在一年讲3000多场,有1000多个‘弟弟妹妹’科普团”。

  钟琪的中秋、国庆假期和普通的节日没有什么两样,“过年过节都不做计划”,她操心的是科普团接下来的互联网课程建设、按课标培训中小学科学课老师的事情。

  21年只做了一件事的钟琪说:“就是科普的事。”她穿着居家服坐在藤椅上,阳光洒在祥和温暖的脸上,“我已经很满足了!”

  文、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逸男实习生杨桂芳

  提起中科院老科普团的故事,82岁的钟琪说话依然声如洪钟,“除了耳背,其他什么都好。”

  80岁后,她开始有变老的感觉,只做能力所及的团务。“讲到八十岁可以了,我不能开这个先例”。不过有需要提意见的时候她仍然语气尖锐、面不改色,“别人说我这个老太太挺严厉的”,她激动地坐在藤椅上比画。而说到开心的回忆也会开怀大笑,笑声十分爽朗。

  她梳理着往事,“我们也没有想到科普团会做这么久、这么长。”

  一张纸条开始的科普团

 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主办方找上钟琪的时候,她毫无准备。“他们(中国科协)也是胆儿大,明明知道我82岁了,也不怕我在会上说得一塌糊涂。”钟琪笑着说,虽然一头白发、身体一颤一颤的,“但我想可以宣传下科普团,就去了。”

  1997年,60岁的钟琪从中科院退休,受时任副院长嘱托“搞搞科普”,于是成立了老科学家科普团。钟琪从来没有接触过,“看了北京很多新华书店,但科普书找不到几本。”

  她决定直接去问学校,一个人蹬着自行车跑到海淀区教育局。她随便进了个办公室,向工作人员要张纸条留言,“如果你们开校领导的会,能不能给我点时间,让我介绍下?”彼时,钟琪还在摸索中,她不确定地打探,“我想成立科普团,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?”结果在二十几个校长的会议上,大家都说想听科普报告但没地方找人。“有时候,学校就找在科学院工作的家长,安排一场讲座。”

  参考校长们的意见后,钟琪为老科学家定下了260元的课时费。“每节课还要返回90元,维持团务运转”。而作为义务团长的她,不拿一分钱。

  半年后,科普团吸收了8位老科学家团员,钟琪特地印发简介送到海淀区的中学。“怕讲不好。看看还可以,第二年再在北京各区讲。”2000年起,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,从西部、革命根据地开始,科普团逐渐扩展到东北和沿海地区,一年讲上1000多场。

  钟琪没想到,一连做了13年团长。“他们挺放心我的,说我身体还好,脑子清楚。”这一句话,钟琪在会议的8分钟发言期间,也拿捏得稳稳当当。“我想把那3个外国人(嘉宾)比下来,我不相信他们在科普上有我下的功夫多。”

  从吸收第一个团员起,钟琪就定下了高标准、严要求。有人曾做过七八十场科学报告,进团试讲也会不合格。“直截了当、不留情面”成了她带出的团风。

  钟琪听报告听出了自己的心得。“头3分钟一定要吸引住大家,没劲的话想要把人拉回来很难。科普报告也是有技巧的,不仅要把科学知识讲清楚,还要讲得生动。”她知道自己不讨好,连博导、副所长都被她刷下来,“他们知道我很严格”。

  听科普报告专业户

  即使过了试讲,在实际讲课中,团员仍有可能被淘汰。

  钟琪作为团长主要负责听报告。“只要我带队出去,今天听你的明天听他的,我挨个听挨个提意见,听完晚上到你的房间交流。我就做这个工作。”

  有一次,一位团员的科普正式报告讲生物的多样性,把定义写出来然后讲定义,钟琪很不高兴,课后就找到这位老科学家,“你这个是上课,不是科普报告”。

  每个人的报告她都听过四五遍。“不是我讲课水平比人家高,不怕不识货,就怕货比货,听多了就能提出意见。提了几次意见还不改,只有淘汰。”在当团长的13年期间,她淘汰了5人。

  虽然科普团受邀做报告越来越频繁,但钟琪始终强调,不追求场数和人数,效果最重要。“教室效果不好我宁愿给50个人讲。”

  有一次,钟琪接受完采访去听团员讲课,坐在教室后排,发现旁边有看报的、有写东西的,心里急了。“怎么回事啊,根本没在听!”她很快发现长教室的后排扩音不清楚,于是上前六七排坐到中间靠后去听。“结果还是听不清,我就恼火了。”她赶紧给老师递了纸条,说会场声音不好转做提问。“但效果还是不好,我说你还是结束吧,让感兴趣的到讲台上交流。”散会后,三四十个人围着老科学家讲了一个多小时。“这就很好嘛!为什么要让两三百人在那没事干,这三四十个人不是听得很好吗?”钟琪激动地从藤椅上腾起身子向前,仿佛回到了讲课现场。

  写了2000个信封

  每年开学到期末是钟琪最忙的时候,主持试讲、安排外出讲课等。老伴儿钱先生就帮忙联络、发信,每个信封里装好纸条,在信封上注明地址和名字,贴好邮票。“每次带团出去发几个信封,把纸条写上,回信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  一合计,老伴用毛笔写了将近2000个信封。最让钟琪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写给老团员的信件。

  在一次报告结束后,一名初三女生来信。“她说我不爱念书,不会念书,不想考高中,父母都下岗了,家里四处借钱,我就要成为家庭负担,不如死了算了。”钟琪一字一句地复述道。

  科学院在北京有四五十个单位,当这封信转到老团员手上,已经过去了一个月,钟琪急忙催回信。

  尽管他们希望传播知识,但在回信中写道:“人生的路有千万条,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,如果你不喜欢,还有很多道路可以选择。还有,父母养育你十几年,你是有责任的,不能走那条绝路。”老科学家还买了几本书,给她寄过去。

  三四个月后,他们收到一封信,这个女孩和同乡到深圳打工去了,“说再过两个月就可以给家里寄钱了”。钟琪很欣慰。

  老年团也要学新东西

  现在科普团的主力军是40多位六七十岁的科学家。“80岁要少讲,知识是会老化的,最新的发展肯定跟不上。30~50岁的有工作,没法长期讲。”科普团去外地,有时半个月甚至二十天都回不来。